他是三全集团创始人，地美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、万江新能源集团董事长。陈泽民的故事，堪称传奇：他父亲是黄埔军校11期的学生，配合解放军解放全中国。后来，父亲屡遭磨难，家陷困境。他早早当家，通过勤工俭学去给农民理发，去火车站拉坡，一次只能赚2分钱，贴补家用，渡过艰苦岁月。陈泽民从小热爱无线电，但大学却被分配到医疗系，毕业后当了一名外科医生。
他发明了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，50岁才下海，蹬三轮创业，用了20年时间，靠这一颗颗小小的汤圆，一年进账60亿。74岁，陈泽民开启了二次创业，只为圆年轻时候的一个梦。
乔布斯曾有句很知名的话：“你必须相信，那些点点滴滴，会在你未来的生命里，以某种方式串联起来。”对陈泽民来说，命运颠沛流离、阴差阳错。但永远不能够击倒一个人，心中永不磨灭的企业家精神。
一、1948年，江阴要塞；蒋介石的失败
1942年，我出生在重庆。父亲是黄埔军校11期的学生，在国民党炮兵部队任职。那时的重庆，是国民政府陪都（战时首都）。日本的飞机，经常在空中轰炸，还在襁褓中的我，经常被抱着钻进防空洞。在我3岁之后，一直跟着父亲在部队过随军生活。
1948年，国共内战在激烈的阶段。国民党希望据守长江天险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。“江阴”在南京和上海之间，江面仅宽1500米，它是南北交通的孔道称“锁航要塞”，有“江上雄关”之称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蒋介石想：长江天堑，固若金汤；守住江阴，就能够守住半壁中国。于是派7000重兵和高级将领，固守要塞。
父亲是蒋介石的嫡系，是“江阴要塞”的参谋长。我6、7岁的时候，作为随军家属，就读于江阴澄翰小学。但当时，父亲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，受中国共产党华东工委领导，与粟裕和陈毅单线联系。
晚上，父亲经常以打麻将的名义，把那些中高层干部叫过来，开秘密会议。等我睡着了，就悄悄议论革命的事情。我朦胧中，听到了“世界大同”“共产主义”“解放人类”等话题。
那时候，共产党很得人心，基本是大势所趋。听到这些革命理论，官兵们的思想纷纷转化，7000个官兵，无形之中，已经听从党的指挥了。1949年4月20日晚上，解放军秘密渡江。
原本“江阴要塞”那些大炮，是要对付解放军过江的，但这时候都放空炮，甚至将炮口扭转过来，对准了国民党部队。自此，百万雄师顺利渡过大江。起义官兵把帽徽去掉，白毛巾挽到袖上，变成解放军，占领了南京总统府。
战争势如破竹，上海很快解放，新中国宣告成立。江阴要塞，对战争走向至关重要。若干年后，这一历史节点被拍成了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江阴要塞》等影视作品。
到了1951年，陈毅派父亲到郑州，筹建第四野战军炮兵学校。四野是林彪领导，三野是陈毅领导的，二野是邓小平领导的。
我9岁的时候，就随着部队，从南京坐火车“咣咣当当”到了郑州。下了火车后，我们坐黄包车、骑小毛驴，到了碧沙岗。碧沙岗，是冯玉祥在1928年建的烈士陵园，取“碧海丹心、血殷黄沙”之意。父亲带人在旧兵营里扎寨，开始筹建第四野战军炮兵学校，就是今天的郑州高炮学院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重庆出生，却在河南安家立业的原因。
命运，也由此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。很快，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。7000多名起义官兵，被派往朝鲜前线。炮兵是美国飞机的主要轰炸目标，1955年战争结束，绝大多数人都牺牲在了朝鲜战场，基本上没有回来的。他们虽然是国民党的部队，但参加地下工作、配合解放军南下，解放全中国，又在朝鲜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他们也是中国的英雄。而当时给父亲的任务是筹建学校，他没有到前线去，也就幸免于难了。
整风运动时候，父亲说他通过与农民接触，发现农民生活太苦了，党的统购统销政策，是不是值得再研究一下呀？结果，上级说他的言论反党，说他怀疑党的政策。说现在都解放了，人民当家做主了，你说农民生活太苦了，这不是跟社会主义唱反调吗？
就这样，父亲被打成右派。再一追究，原来还是国民党军官，又被贴上“国民党安插在解放军里的反革命”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等标签，就地劳动改造，下放到偃师修水库、修渠，没有一分钱工资。 这给整个家庭生活，带来了巨大转变。
这时，我已上初中了。母亲在北瑶回民小学教书，一个月工资30多块钱。我还有两个弟弟，一家5口人，十分困难。 我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，要想办法挣点钱，贴补家里。放学后，我就背着书包、带着工具去给农民理发。农村人都剃光头，技术比较简单，对发型也没什么要求。理一个发，赚2分钱。那时我还带着红领巾，因为营养不良，个子很小，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得到。
后来我又去洛阳小北门火车站拉坡，火车站在一个高土坡上，货物要用架子车拉上去。我弄了一根绳子和铁钩，拉一个坡2分，刚好能够买一个鸡蛋。这样，我一天能赚1、2毛钱，买点菜带回家，帮助家里渡过了难关。再后来，我组织学校生活困难的同学，放学后，一起去工厂、机关、车站、建筑工地找零活干。
一些人很配合我们，说爱祖国、爱劳动，勤工俭学好，就给我们一些搞卫生、装车、卸车的零活。还有一些人，对我们冷眼相看：“不好好上学，跑出来干什么？！”
社会上形形色色各种人物，我都遇到了，有同情的、有赞扬的、有批评的、还有冷言冷语的。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挣点钱，改善生活。就是要经得起风言风语，经得起各种挖苦，好的坏的都要听，这样才能锻炼意志力，才能适应环境。一些怪话无所谓，我凭我的双手劳动，有什么可指责的？
现在回想，幼年生活的磨难，也是一种财富。为了生存，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你要凭自己的本事吃饭。
勤工俭学中，我酷爱上了无线电技术。 我整夜整夜地不睡觉，绕线圈，焊电路，锯木头，上油漆，爬到高高的树上，去测试信号，组装成功了矿石收音机、电子管收音机，还做了个万能车床模型拿到了北京少年宫去展览。
后来，我又热衷于半导体发电、温差发电、海潮发电等，曾给一些科幻杂志投过稿。我对技术的热情，也来自于父亲的经历和鼓励：当时，红卫兵抄家，他们发现有林彪的嘉奖证明，是林副统帅表扬过的有功的人，尽管被扣了很多“帽子”，他们也没有敢动手，父亲没有受皮肉之苦。
父亲在偃师改造那10年里，我们怕他受苦挨饿，家里攒了点小米、红薯、猪油，我从洛阳沿着铁路走了大半天，去看望他。去了一看，当地老百姓对他还很尊重，房东有什么好吃的，也都给父亲吃。
父亲在农村修水库、水渠时，搞一些技术革新，发明一些小工具，画好图纸交给党支部，发挥了专业知识，得到了群众尊重，没有吃太多的苦。
他当时告诫我说：“咱们以后要靠技术吃饭，你要去当工程师，多搞发明创造，不要参与政治。”
我大学报考了航海和无线电专业，但却给我分配到了医学院学医。因为当时，他们觉得，无线电牵扯着国家机密，我父亲是“反革命”，他们担心我有可能会里通外国。命运总是阴差阳错。而后来，我却也算是因此“因祸得福”。
1965年，我从河南新乡医学院（原来的豫北医专）毕业。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“深挖洞、广积粮，备战备荒为人民”，支援三线，去四川的深山老林里，建设战备医院。一去就是15年。而这时，一场文化运动爆发了，在四川、重庆等地，枪炮，军舰、坦克、机关枪都用上了。保皇派、造反派天天打来打去。
因为我出身不好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没有参加任何派。我就老老实实地钻研业务，很快就成了外科专家，深受当地老百姓欢迎。当时因为我不参加各派，有人说我是“逍遥派”，说我走白专道路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救死扶伤，你有了病，我不分派别，一视同仁。
一些被打为“走资派”的老干部，在挨批斗的时候，我还故意保护他们，给他们开病假，找点理由让他们休息。运动过去之后，这些老干部们“官复原职”，对我特别好，因为我在最危险的时刻，保护了他们。这时，我爱人因为癌症，回郑州做了两次手术。
本来是不放我走的，但那些老干部特别同情我，为了照顾我，给我网开一面，把我调到了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。医院里正准备开展新的介入手术，既需要有外科知识，又需放射科的知识。医院觉得我搞外科10多年，又懂电器，就让我去。到了五院后，我很快就显出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同事们的电视坏了，我都热情给免费修理。有一次一个电工买的二手进口电视，没有说明书和图纸，全是外文，坏得太厉害，拿给我修，我几天不睡觉，最后硬是给他修好了。虽然又费时间又费力又花钱，但我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解决困难成为我的乐趣。医院一台几十万的X光机，因为战备时候放在窑洞里，发大水淹了，生锈了，拿到北京医疗器械厂，他们没法修理，就只能报废。
当成一堆废铁太可惜了，我用了几个星期天，把它拆了重新布线，打磨、耐高压处理，最后不但把X光机修好了，还改装成了郑州第一台对讲X光隔室电视透视机，遥控自动操作，医生不吃射线，病人少吃射线，还省钱。这些经历，为我日后下海创业发明改造设备，打下了基础。
后来，五院为了扩大床位，在郊区建了一个分院，距离市里几公里的路，有的人不愿意去。我自告奋勇要求去，我说那不比三线深山老林好多了吗，几公里的路对我来说不算困难。我愿意吃苦在前，别人不愿意干的重活、累活，我愿意去干。我去了之后，一兼两职，既管放射科又管外科。病人骨折了，来放射科，本来我给出个报告就行了，我出完报告还能直接给打上石膏固定，处理好送回病房。
自己有多大能力，就要办多少事，不要推卸责任。我能处理的就在我这处理，减少别人的痛苦。我能解决疑难问题，又任劳任怨，所以，医院每次涨工资都有我的份。再加上我的群众口碑好，很快，我就被提拔为郑州第二人民医院的副院长。那是1984年的夏天。
回头看，前半生命运虽然坎坷，却总在阴差阳错间，成就些什么。
在四川的十几年里，我跟当地百姓学会了做汤圆。过年时候，我把自己磨出来的汤圆，分给亲戚邻居品尝。北方人都是吃元宵，没见过这么好的汤圆，他们都赞不绝口。
那时候北方街上没有卖的，我想，如果变成商品，可以随时吃到该多好。但汤圆都是现做现卖，不好保存。 我在医院工作，接触过低温技术，经过对制冷设备的研究，1989年，中国第一个速冻汤圆，在我手中研发出来了，我申请了“速冻汤圆的生产方法发明专利”和“速冻汤圆的外形包装实用新型专利”。
1990年，电视剧《凌汤圆》热播，我给速冻汤圆起名为“凌汤圆”，注册了“凌”“三全”“三全凌”商标。为了打开市场，下了班后，我蹬着三轮，拉着燃气灶和锅碗瓢盆，去副食品商店，现场煮给人家品尝。汤圆煮开了白白胖胖的，又香又甜，很快就在郑州风靡开来。我有个邻居，他原来是城里的无业者，改革开放后，去火车站批发点水果，拿到家门口卖，简简单单一个过程，很快就成为“万元户”，我深受启发。
他做水果生意，比我这个院长生活好多啦。我有专业技术、又会发明创造，又不怕吃苦，一个月工资才130块钱。他喝的易拉罐饮料，一瓶要2块多，我当时连见都没见过。1992年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，下海创业的风潮一浪接一浪。当时，社会上流行说：“摆个小摊，胜过县官”“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”“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”。
我有两个儿子，一个上高中，一个上初中，医院分我一间半房子，还算是很照顾我的。当时我想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将来儿子长大了，怎么能够体体面面地谈恋？靠我130块的工资，怎么解决住房问题？完不成我这个当父亲的历史责任。于是，我跟邻居借了1万5，正式辞职下海，那一年，我正好50岁。
七、冰天雪地，车翻了！身后悬崖百丈
那时候，政策还不够开放，虽然我的产品好，但拿到大商场，经理一问：你是国营的吗？是集体单位吗？我说不是，我是个体户，他们就不要了。当时的个体户，在人们印象中是“投机倒把、倒买倒卖”的代名词。 为了打开市场，我用乒乓球做了一袋袋汤圆模型，背着跨包，从郑州坐火车，天亮到北京，去西单菜市场、崇文门菜市场，推销我新发明的产品。 他们拿出来左看右看，“红双喜？！你是卖乒乓球的吗？”我说不是，我卖速冻汤圆，10多个小时的路，速冻汤圆不好带。
听完我的介绍，他们答应先进2吨卖卖看。我说，不要紧，这2吨我不要你的钱，你卖好了以后，如果要进第二批货，再把这2吨的钱给我。 我对我的产品有信心，你卖了第一车之后，就离不开我了。果然，很快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赶快再给我送10吨过来！”
我给他2.5元一斤，一开始他卖3块，后来卖到了4块。几乎对半赚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尤其是北京那些曾经在南方待过的老干部，对汤圆很怀念。
市场开拓了，我又花4000块钱，买了辆二手面包车，把后座拆了，装上冰箱，带上锅碗瓢盆，走向全国各地。有一年的春节前，单位快放假了，我开着面包车，
“咣当咣当”往沈阳走。那个破面包车最快40迈，而且还老坏，再加上汽油质量不好，经常化油器堵了，熄火了。我把火花塞卸了，到路边饭店里的煤火上去烤，去烧，走一路，修一路。
晚上时候，我住宿路边店，10块钱一晚，我跟老板讲，我有个条件，我车上有冰箱，你得给我通上电我才住。老板答应了我。 第二天起来，天不亮我就得往前开，因为40迈太慢了。
经过锦州，有一个黑山县，大山上下着鹅毛大雪，厚厚的积雪满地。突然前面来了一个大货车，我为了让路，一个急刹车，我车都翻了。起来一看，下面就是百丈悬崖峭壁。 幸好，差一点点没有翻下悬崖。否则，就没有今天的故事了。
我叫来当地6、7个农民，帮我把车子扶起来。还好汽车没有坏，但挡风玻璃全没了。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，就送给农民们一人一袋汤圆儿，教他们怎么煮。他们觉得很稀罕，拿着汤圆儿走了。 我冒着大雪继续开车，要往沈阳去。 等下了大山，到了沈阳郊区，我成圣诞老人了，眉毛都结冰了，手也冻僵了，冻在了方向盘上，拿不下来了。我赶紧去路边店里，暖和暖和。 幸好，天气越冷，我的产品越安全，产品没有坏，车也没有坏。
暖和过来，我去路边的旅店里，翻开黄页电话本，找水产公司、蔬菜公司、肉联厂的经理。给他们打电话说：“我是郑州来的，我新发明的速冻汤圆，在郑州和北京都卖疯了，你们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了。我现在在沈阳一个旅店里，要找代理商，希望开一个品尝会，你们先了解一下。” 东北人一看，稀罕的不得了。最后我选了三个代理：1、肉联厂的王厂长；2、蔬菜公司的杨经理；3、水产公司的孙经理。
跟在北京一样，我先给他们2吨，先不要钱，等第二次要货的时候，再把上一次的钱给我。结果沈阳人买东西更大方，不是一袋袋买，而是一箱一箱往家里抱。他们不需要冷库，放在院子里就行。我给他们是3块一袋，最贵卖到了8块。沈阳一对转业兵兄弟，看到这个产品，顺了包装袋上的地址找到我们，要来做代理。我说沈阳已经有代理了，你不能跟他们冲突。你要想卖可以来这批发，自己怎么卖我就不管你了。 这俩兄弟春节前还蹬着三轮送货，过了春节，就买了一辆金杯面包车送货了。
最后，这个个体户，因为更有动力，生意超过了国营那3家，成为我沈阳的主要代理。 因为生意好，郑州一下子涌现出38家工厂，都生产速冻汤圆。虽然我申请了专利，但技术门槛很低，我的产能也跟不上，满足不了社会巨大需求，打官司得不偿失，我放弃了同行对侵害自己专利的追究。而且那时候，海外的速冻食品工业比我们先进，正大举进入中国，我们不如和本土同胞齐心协力，把市场做大。 我要做的，就是苦练内功，永远保持领先的位置。 因为我是搞技术出身，就总想着怎么能让产品质量好、口感好、最安全，我选料都是最好的原料，比如开始用泰国进口的5000元一吨的糯米粉，而不用市场上3000元一吨的普通糯米粉。
还有一次，外地一个代理商，冷库停电了，200箱产品都报废了，我就拿新产品给他免费换。
于是，很多人说我不会算账，不是做商人的料。他们觉得，停电了不是你的责任，卖出去是他的责任，你给他换啥？ 其实，我是从保护“三全”品牌角度着想，冷库停电，产品压扁了、裂缝了、发黑了，还拿出去卖，这不是砸我的牌子吗？我宁愿吃亏，也不愿让他们拿着“四不像的、乱七八糟的”产品，出去继续卖。
我像爱护我的生命一样，重视品牌。十几年下来，那么多会算账的企业，一个一个都死掉了，我反而活下来了。我越不想赚钱，越赚钱，我是最不会做生意的人，最后我的生意做的最好。 因为我把精力和脑筋，都放在了产品上。
如今，三全有七八百种产品，是中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企业，占了全国近1/3的市场份额。 河南是速冻食品发源地和生产基地，如今河南食品工业产值1万多亿，是河南的支柱产业，直接带动了“三农”问题的解决。2018年，三全营收将近60亿，纳税5个亿。在三全原料基地，花生、芝麻、蔬菜、糯米等配套产业，间接带动了40万农民就业，直接安排了2万人就业，上下游带动了4600家中小微企业发展。
三全集团上市
比如河南虞城县利民镇，农民种植荠菜，年产3万吨，2000户农民不出家门就能赚钱。 克强总理看了我们企业后说：“老陈呐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不要说你交多少税，就你安排这么多人的就业，我得感谢你。” 保企业就是保就业、保增长、保稳定。国家更看重的是安排就业、稳定社会，这样才能长治久安。
2016年，我74岁，早几年我就把公司交给年轻人管理，自己开始了二次创业。工业的发展，每年烧30多亿吨煤，造成大量的空气污染，雾霾天气人人深受其害。我想寻找一种清洁能源，来代替煤和石油。我高中考大学，最感兴趣的就是温差发电，所以二次创业是“不忘初心，重拾旧梦”。
最好的清洁能源就是地热。太阳能，风能都会受天气的影响，唯独地热365天24小时稳定供热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 我去西藏考察，4800米的高山上，年轻人都受不了高原反应，我看到石头缝里冒出的蒸气，兴奋地不得了。我走遍了全球好多地方，现在有50多个国家使用地热，其中有27个国家在大力利用地热发电。中国地热的直接利用已经是全球第一，但是地热发电还很少。
因为投资周期长、风险大，所以没有人去冒这种风险。 为了这个项目，我用老两口20多年卖汤圆的钱，来做科学试验，成立了地美特公司。 虽然有风险，一旦失败，我几十年赚的钱，就全打水漂了。但我不怕失败，就是要敢冒险、敢尝试、敢创新、敢拼搏。
国家曾表示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，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，只有自力更生。 好消息是，在云南瑞丽，用我们自有的核心技术和设备，1.2兆瓦的第一个地热发电实验电站，终于在2017年7月5日成功运行发电了。从立项、选址、勘探、打井、完井、安装设备、调试、并网发电，仅仅用了7个多月，是国外1/10的时间，成本是国外1/2，地美特地热发电集装箱，大大提高了效率，使中国地热发电产业，进入新的里程碑。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。我们就是要练好内
十一、77岁，向中央提了一封《公开信》
这些年做企业下来，遇到不少风吹浪打。去送货的路上，我遇到过车匪路霸，遇到过不讲诚信、坑蒙拐骗，货卸下来，钱却不给你了……创业的辛酸苦辣，我都经历过。我知道，企业最难的时候，就是刚刚起步的时候。几十年下来，我也能感受到社会对于民营企业，从歧视逐渐到认可，再到一视同仁。我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每次会上提出的问题，都是替中小企业呼吁，我知道中小企业最需要帮助，最需要扶持。只有中小企业搞好了，若干年后，才能从中长出“参天大树”和“航空母舰”。 去年，我向中央写了一封《公开信》：
目前中小企业已经面临“三山”、“三门”、“三荒”、“两高”、“一低”、“四难”的困境，间接导致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3年、大企业平均寿命8年。
我提意见说，税制改革刻不容缓，如果中小企业因税赋增加而出现倒闭潮，后果将十分严重。
这时候，我又忘记我父亲的教训了，大胆向中央提出意见。 但如今，时代不一样了。我该说的话都说了，我不但没有挨整，去年改革开放40年时，我还入选了“改革先锋”100人名单。后来，省里把我评为十大“出彩河南人”……一个一个的荣誉，接踵而来。
说明中国在新的时期、新的阶段，需要发扬这种敢冒险、敢创新、敢说真话的精神。我都快80岁了，还有什么要为个人所求的？ 我想说，企业家精神不是投机取巧，不是为了个人，而是为了整个国家，为了整个民族。这种正能量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国家也会越来越好。
